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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熊十力的两部著作。 《韩非子评论》（原题《正韩》）系胡哲敷据熊十力先生讲授内容整理并经熊先生修订而成。全文曾署胡拙甫之名发表在1950年1月出版的《学原》杂志第三卷*期上，并以单行本于1949年底由香港人文出版社出版。此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再版本点校。

《与友人论张江陵》作于1950年夏秋，并于是年冬自印行世。此即据该版本点校。

韩非子评论

题记  / 2

原书序言  / 3

韩非子评论  / 4

与友人论张江陵

题记  / 94

卷头增语  / 95

与友人论张江陵  / 99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字子真，号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 青年时代投身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议，并参预护法运动。三十四岁后慨然脱离政界，专心学问。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治佛学，后应蔡元培之聘任教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入蜀，先后应马一浮和梁漱溟先生之邀讲学于复性书院、勉仁书院。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后定居上海。    

      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摄儒释，自成一家，著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教名相通释》《读经示要》《体用论》《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弟子，熊十力亦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宗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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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先生又曰：　道家功夫，唯致虚守静。儒者非不虚静也，而要在思诚。思诚二字虽见于《孟子》，孟固学孔者也。孔子于《易》曰“立诚”，于《论语》曰“主忠信”，忠信，诚之异名也。（说见《读经示要》讲。）故思诚者，孔子之旨也。《孟》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此义得之《大易》。夫真真实实曰诚，是为万化之本、万物之源，儒者则名之以天。老氏所谓道，亦就万化之本、万物之源而言，然老氏却以虚无言道体，其体悟及此而止矣。儒者言天，曰无声无臭至矣，何尝不虚无？然不于此处扼重，特于天而指名之曰诚，此是儒家体悟亲切处。余年二十前后，厌儒书平易而深喜道。三十后，更探佛氏大乘法而酷嗜之，四十五十后卒归于儒。此中有千言万语难为人说。世有智者读吾《新论》，《新唯识论》。当自知之。夫于虚无而见诚者，方是真本真源。徒悟虚无者，难为依据。此意不可向浮慧者说。儒学主思诚，思诚者，尽人合天之学也。合天者，通物我为一体。通物我为一体者，其行政教则因人生固具之天即所谓性。而涵养之、扶勉之，以进世界于大同太平，驯至天地位、万物育之盛。儒者非不知人之生也形气限之，有迷执小我形气之躯。而失其天德以造作无量罪恶之趋势。非不知至此为句。然儒者终不持机诈以制驭人，要以养其天德为主。韩非盛称弋人谨廪之故事，则纯恃机诈以驭人，是残忍之术也。儒者决无事于此。儒者亦非无术。余固尝言儒者本诚而以理司化，言化即不得无术，但其术非弋人谨廪之术。儒家经籍中，有一极精警之语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夫女子未嫁时，从不学养子之术，及已嫁而有子，则其养子之术至繁琐、至周密、至微妙，皆不学而自能者，何耶？彼不知其子与己为二也。彼之爱护其子者，一出于诚而不自知所以也。诚之至而术自出，无事于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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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岡熊十力先生曰：荀卿之學，由道家而歸於儒。韓非從荀卿轉手，乃本道家而參申商之法術，別為霸術之宗。

编辑推荐

      中国经秦政之暴虐，迄今不振，韩非不得避作俑之愆也。韩非本学道者，胡惨酷至是乎？熊先生曰：道家下流为申韩，非无故也。儒者本诚，而以理司化；老氏崇无，而深静以窥几。墨子兼爱、兼利，依于正理，儒之别子也。墨子似未破统治，然主兼爱、兼利，则民主思想之根本也。老氏则去儒渐远矣。夫深静以窥几者，冷静之慧多，恻怛之诚少。又凡先天下而识几者，不用世则已，如用世，自有天下皆芒之感，而果于独用其明。果于独用，未有不力排异己。韩子言术，不觉惨酷，亦道家启之也。

      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虽有采于法，而根底与法家迥异。向来称为法家者，大误。……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                            

      ——熊十力

前言

《韩非子评论》

原

书

序

言

胡哲敷

抗日战时，愚在川，曾撰《述熊正韩》一文。述熊者，黄冈熊先生十力之言也。正韩者，正韩非之谬也。战前，先生在杭州西湖养疴，愚曾请面授《韩非子》。及入川，乃追述其语。先生命删

“述熊”二字。题曰《正韩》。此文当年未发表，置行箧中颇久。因《学原》编者索稿，聊以公之于世，刊于《学原》第三卷期。嗣因人文出版社编印《人文丛书》，得学原社之同意，又以单行本形式，列为《文化丛书》之一。

《与友人论张江陵》

卷

头

增

语

此小册子本是与友人傅治芗岳棻谭张江陵之一封信。初无意求多，而写来不觉曼衍，遂题曰《与友人论张江陵》。治芗尝恨《明史》不为江陵立专传，而附见于华亭、新郑间，又集谤语以诬之，缺史识，败史德，莫甚于斯矣。余故与治芗同此恨，但于江陵之学术与政策向无意考辨。明代以来，皆谓江陵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健严酷，禁理学，毁书院，令天下郡国学宫减诸生名额，毋得聚游谈不根之士。世儒皆诋其诵法商鞅、秦孝、申不害、韩非、吕政辈，群恶而贱之。明季王顾诸大儒亦耻之而莫道。其见绝于当时后世者，若斯之甚也。治芗以江陵在明世扶倾危，救亡灭，有非常功，顾久掩而弗彰，欲为作传。邦人亦多怂恿之。余今夏在京市见鬻残书者，中有《江陵集》，购归一读，窃叹江陵湮没五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也。今当考辨者：

一、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虽有采于法，而根底与法家迥异。向来称为法家者，大误。

二、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

三、中国自吕政以来二三千年帝制之局，社会上显分为上下两阶层。下层即贫苦小民，古亦谓之下民。全国多数农民及工人、小商业者皆是。向所谓四民中之士，亦属于此。（士大夫一词为官僚之称，四民中之士则小民也。）上层者，皇帝专政之一种制度固定不摇，虽居帝位者可以易姓，而帝制则恒不易，故皇帝与其大臣之地位为统治阶层。而凡依托于统治层之权力以侵削小民而坐享富利、称豪宗巨室者，亦当属之统治层。（豪宗巨室即贪污官吏或大地主、大商人之类，同依藉统治层之政治力量以侵渔小民而致富盛者是也。豪宗巨室虽有时衰落，难划为一定阶级，然当其盛时要皆依藉统治层之势力，故当属于统治层。）吕政以后二三千年之政治，常拥护统治层利益而侵苦小民。虽四代盛时（四代，汉唐宋明），朝局较清明，以吏治为急，以扰民为戒，然豪强兼并自若，官吏之陋规未尝绝也。独江陵当国，以庇佑贫苦小民为政本，而一切法令皆以裁抑统治层，使之不敢肆。天下郡国豪强兼并之患与官吏贪侈者，固其所严厉锄治，即皇帝之一举一动亦不许逾于法外。修一宫殿，必经查考，如无甚损坏，必令停工。皇太后无名之赏赐均须禁绝，甚至后宫铺垫费亦须严核。国家财用一点一滴不容浪费，倘有侵渔，便处极刑。自皇帝至于百执事同受治于法，无敢淫侈贪横，肆于民上者。二三千年间政治家，真有社会主义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统治层、庇佑天下贫民者，江陵一人而已。

四、汉以来之政风，不外贿赂与姑息。江陵谓贿政犹可以严法治之，姑息难治。姑息之政，唯利于统治层之贪人败类，而小民常受其毒，无可自振拔。此事说来似平常，实则非有宏识深虑、精研《二十五史》而真知中夏式微之故者，即不解姑息一词有若何严重意义也。综事析理，谈何容易乎？肤解之病，甚于不解。焉得深心人共喻斯意？江陵力矫姑息。如此大国，政务殷繁，何止一日二日万几。江陵躬自整肃，而持法以严绳天下臣民，使之趋事赴功，不敢一息偷怠。边区种树事，在江陵未专政前，边帅皆以空文朦混。及任元辅，乃不惜为此细务仗钺巡边。细者如此严核，大者何容延误？至其整饬吏治，则以治军之法治吏，使贪人绝迹，而柔猾者毋敢不以功效自见。盖非武健严酷，即无以断绝二千余年姑息之敝习。江陵筹之已熟也。姑息之风徇私而害公，江陵矫之以急公而去私。任事不辞劳怨，惩恶不避亲贵。令下如惊雷迅电，发聋震。趋事者如三军应敌，凛然恐后。所以当国九年，遂收四海清晏、四夷归附之效，岂偶然哉？

      余于江陵政绩多未详究，兹与治芗论者，举大要而已。惟孤怀有未惬于江陵者，彼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甚至赞同吕政、元人毁灭文化，矫枉不嫌过直。虽理学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见地上根本错误。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毛公恢宏旧学，主张评判接受，足纠江陵之失矣。虽然，江陵丁否塞之运，得政日浅，蓄怨者众。江陵体力早衰，年五十八而卒。而当时宇内学人实无可为助者，虽欲导扬学术，其势固已不遑。是当论其世也。治芗精《史记》，诗、古文辞追古作者。少襄南皮张公幕，雅负时望。入民国，曾赞中枢，长教部。五四运动，维护北庠，用心深远。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鲜矣。惟幸耆年夙学抱膝穷庐，抗怀上哲，固穷遗俗虑，晏坐多奇怀，料终必成《江陵传》，了其夙愿。余此册不足流传，而二三君子顾谓于江陵之精神，与学与政，俱有阐明，不容失坠。相与节省日用，集资印二百部，以便保存，非敢公之于世。故记其颠末于卷首，题以增语。此词借用佛典，而不必符其本义云。

庚寅仲秋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

书籍介绍

本书收录了熊十力的两部著作。 《韩非子评论》（原题《正韩》）系胡哲敷据熊十力先生讲授内容整理并经熊先生修订而成。全文曾署胡拙甫之名发表在1950年1月出版的《学原》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上，并以单行本于1949年底由香港人文出版社出版。此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再版本点校。

《与友人论张江陵》作于1950年夏秋，并于是年冬自印行世。此即据该版本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