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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林怪杰——吴敬梓传》中，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流畅的文字格调，展现了吴敬梓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嵚崎不凡的思想火花以及千古不朽的《儒林外史》的写作过程，生动传神，有很强的可读性。作品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构思，以吴敬梓一生年谱为脉络，着力于人物性格刻画，完整展现了历史风貌。

引言/伟大也要有人懂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附录一/吴敬梓年表

附录二/参考文献

　　刘兆林，男，1949年，黑龙江巴彦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辽宁作协名誉（原）主席。有《不悔录》《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父亲祭》《在西藏想你》等小说、散文作品集四百多万字。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冰心散文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系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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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将四十岁之前的诗文编为《文木山房集》，刊刻成书之后，他便有准备地开始了“不惑”的人生阶段。说他是有准备地开始“不惑”，是他而立之年过后又十多年的挣扎与思考，已下定决心，不再打科考的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这时，他想做的事，就是甘为粒民，将前半生坎坷举业场上耳闻目睹及亲历的人和事，写一部儒林稗史。作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这可以称得上是伟大壮举。所以如此说，在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做官，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吴敬梓都四十多了，竟把志向由读书做官改为当粒民，写挣不了钱发不了财的稗史书。光是如此，还够不上伟大，也谈不上壮举。吴敬梓这个想法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有厄”了的病态，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而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出以公心”，所以才与伟大相干了。至于壮举，在于此前的中国，尚没有一部以读书人为主要人物的长篇稗史书，所以写这样一部书的“写什么”和“怎么写”，都需有逢山开路、遇水建桥的勇气与毅力。吴敬梓能在身患糖尿病和肺病多年的情况下敢于下定如此决心，确该属于壮举。当然，他不是一下想清楚的，也不是偶然心血来潮下定决心的。比如说当粒民，年轻气壮时的读书人，哪个不想为官啊，但吴敬梓的性格和经历，使他落魄为粒民了，而生活所迫，又使他与粒民结下不解之情，他也只有甘当粒民，才能实现自己著就稗史书的愿望。

那时他的经济状况已使他负债度日，一天比一天窘迫，竟到了一边写稗史故事，一边找机会“卖文”度日的地步，甚至有时忍痛拿了从探花府赐书楼收留下的藏书去换米，但却从没想拿存放着写稗史用的两刀纸去卖。冬夜苦寒，他常邀上几个朋友，绕着城墙急行，边走边悲歌长啸，你呼我应，直走到天亮才大笑着散去。他把这种活动叫“暖足”。这既是御寒，又是运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清贫中的豁达与豪爽。他只能如此应对生活，耽于山川友朋之乐，流连六朝遗迹，仰慕魏晋风度，以支撑自己完成写作计划。

他无钱再大手大脚地请朋友来家饮酒论诗。为搜集稗史故事，也为能省些朋友相聚的花销，除南京外，他要算计着常到扬州等外地朋友处去住一住。当时的南京、扬州一带，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他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往来于大江南北，包括真州、淮安、溧水、高淳、芜湖、安庆、宁国等地，也到过浙江的杭州。他广所交游闻见，对诸凡原始儒家、道家和魏晋风度、宋明理学、晚明士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经学考据等传统文化领域，都有所涉探，并把广泛的人生思索都往业已开始创作的稗史中融化。

他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眼光极其苛刻的后世大文豪鲁迅先生，特别赞赏他的文风与思想，说他秉持公心，针砭时弊，开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先河。对于中国古代作家，这是极高评价了。鲁迅自己就具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瞒和骗的文艺。清乾隆时期的吴敬梓就能有如此进步的创作思想，得益于家道败落后不得已的底层生活亲身体验，所写人物多以耳闻目睹的古今故事和自己亲朋、好友、熟人，以至祖上的人为原型，甚至连自己也写了进去。

尽管单独的故事已写出了一些，但全书主题和时代背景究竟怎样写，自己写的究竟是什么，他还是没想透彻。所以，他不能不一边搜集材料，一边写，一边往透彻里想。每写了新的章回，又总想说给谁听听，当然是说给知音好。

乾隆五年（1740），已经四十岁出头的吴敬梓，专程去淮安说给跟他儿子年纪差不多的忘年小友程晋芳听。他是通过儿子吴烺和舅兄金兆燕等人初识程晋芳的。程晋芳，字鱼门，是盐商的后代，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广交文朋学友。乾隆五年（1740）时，他家正在淮安。吴敬梓那一年已经写出稗史的一些章节，一直在家中放着。妻子叶惠儿不知丈夫是写累了，写不动了，还是回心转意不想写了，反正他要去淮安找程晋芳喝酒聊天，所以也没阻拦。她盼丈夫能有好日子过，兴许这一次淮安之行，丈夫会被那个年轻的程鱼门给说转了，回心转意务他的举业呢。鸿博荐考那次他不就劝过吴敬梓应试的吗？叶惠儿坚信，一旦丈夫重务举业，不再写那些怪文章，中举进士那是早晚的事。

吴敬梓是害怕叶惠儿阻拦，而悄悄离开秦淮水亭的。吴敬梓前脚一走，脚后的南京城就暴雨倾盆，一下数日。让叶惠儿无法应付的是，秦淮水亭的屋顶还有几处是漏的，这本该是他做丈夫的找人修的事，这个书痴却不想这些就走了。叶惠儿没有在意吴敬梓已经写出的书稿，连绵的阴雨在漏屋内慢慢积起一个不起眼的小水汪，把书稿洇湿厚厚一层。

吴敬梓在淮安那边，开初并没有见到他要见的程晋芳。程府见他的人是程晋芳的祖父程文阶，那是府上经营盐业几辈子的老商人，见吴敬梓一个破落秀才，又与程晋芳年岁相差悬殊，料想不会有啥重要事情，便很不热情告说程晋芳去了真州，并没有热情接待他。

吴敬梓无奈只好用身上仅有的几两银子，住到熟悉的一家客店，边写他的稗史，边等待忘年好友归来。待程晋芳携几位文友从真州赶回家时，听说吴敬梓来访，料定他还在淮安城里哪家客店等着，便一通寻找，终于在金湖客栈找到了。可是这时的金湖客栈，早没了当年的歌女苕苕，也没了仗义的甘凤池老爹，已几经转手变成普通客栈。吴敬梓虽只是小住几天，身上已分文皆无，竟然无钱买酒饭了。

程晋芳旋即把老友接到家里。程府在淮安是大户人家，有住有吃，还有朋友聚会，这是吴敬梓为盼望的。

吴敬梓把新写出来打算做长篇稗史的开篇故事，即本传引言一节所引《说楔子敷陈大意借名流隐括全文》的初稿，一页页诵读给程晋芳邀来的一群朋友听。故事的主要情节和细节，引言中已有引录，此处不再重复。不过，这个作为开篇故事的初稿，主人公只是王姓，吴敬梓是受与他十分相熟的画家好友王溯山、王蓍，及少年时认识的牧童画家影响塑造而成的。王溯山是一位隐逸画家，居于南京清凉山中，与吴敬梓相距近，两人交谊十分纯洁。王溯山又是个善于劝慰朋友的人，所以当吴敬梓因鸿博荐试终没被提名而忽生万分懊恼之时，王溯山赶到家中，与他一同欣赏明代隐逸画家倪云林淡远幽深的山水画作，帮他把一时涌起的功名情绪冷淡下来；而且在吴敬梓彻底抛却功名一心写稗史后，每遇生计窘困之时，他都主动从钱物上给予支持。有时无米下锅了，吴敬梓好意思上门求助的也多是王溯山。另一位与之交谊深厚的隐逸画家王蓍，则被吴敬梓赞誉为“幽居三山下”、“高隐五十载”、“一笔能写生”、“毫端臻神妙”的艺术精英。每当自己心力交瘁、情绪波动时，吴敬梓都会拿这二位做榜样安慰自己。所以当他写下数个讽刺举业人物的故事之后，想到应该写一个为理想的人物隐括全书。于是，几次逃官的王姓画家这个吴敬梓的理想人物，引起酒桌一群朋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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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以丰富感人的故事、生动传神的笔触，述说了传主坎坷而又嵚崎不凡的人生。他的苦闷、思虑，以及叛逆精神的成长、思想火花的闪烁，特别是名著《儒林外史》的诞生，深刻反映了一个清醒而孤独并且执着的伟大灵魂，同时也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卷的充分展示。

　　——文史专家郑欣淼

　　封建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对于社会历史的阻滞，深重悠久。史上少有文学对此作辛辣的讽刺，吴敬梓开了历史先河。作者广泛搜寻与辨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笔力峻切且不乏生动，描绘了一代讽刺大家的坎坷命运，展现了他不畏强权的个性，也从深广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了人生的晦暗与温暖。

　　——文学专家王必胜

前言

　　引言伟大也要有人懂

　　一向行色匆匆的长江，与总是悠然漫步的历史长河相互牵扯着，流淌到了大清帝国的乾隆五年（1740）。世界古老的华夏中国，数不胜数的读书人，正在挖空心思为中举进士谋官而呕心沥血之时，长江边的金陵（今南京）清凉山下一座简陋民宅里，年届四十，被祖父与嗣父命名敬梓，却自号粒民的吴姓秀才，正为自己悟出的不惑目标而奋笔书写一部时人所不齿的稗史开篇——《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这位“头缠长辫，身着青布破长衫，面皮微黄，两眉剑竖，如画上关夫子眉毛”的痴狂秀才吴敬梓，构思酝酿多年，自诩要写的一部大书，终于开篇了。他正饥肠辘辘，不吸烟，也不喝茶，极其简陋的案头却放了一大杯白酒。他当时已掏不出买半斤酒的银钱，而且严重的消渴病（即糖尿病）已不容许他饮酒，他却全然不顾酒的害处，靠赊来的烈酒将灵感驱动得如山野奔鹿，一时难以收拢。因已酝酿许久，成竹在胸，所以开篇写得别开生面，也十分得意：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以上这段开篇话，能在三百多年前说出，作者虽自谦是老生常谈，其实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请深思一下，“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话可是说在封建大清帝国的盛世之年，天下是皇家的，将相神仙除了皇亲国戚之外，都是由皇帝亲自命题，并仅凭四书、五经、八股文来钦定的极少数顺儒，哪里有凡人做的份？一个小小粒民秀才，他竟敢既指责朝廷“功名富贵无凭据”，又敢讽刺成群结队的读书人“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并号召人们要将富贵功名“看得破”！这怎能不是石破天惊，使人振聋发聩的伟大之语？不过这伟大之语当时没人懂，或有人懂了也装聋作哑而已！

　　接着，这位已年届不惑的大秀才继续用笔娓娓道来：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

　　……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讽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

　　……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见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奄奄一息，归天去了。

　　……

　　不数年间……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王冕接过来看……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得树木都飕飕地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得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得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这篇楔子为开篇提纲挈领要章，却写得平白如老叟叙家常故事，通篇没有一句华丽辞藻，没用一个典故，也不用半句文言，现在读来也如今人写的一般亲切，文字通畅易懂，意境却美妙如画，尤其思想境界的超凡脱俗，前无古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这无疑是一次重大革新。在此之前，无人将画画的白描笔法用于小说描写景、物、人。此前的中国小说，几乎都不描写景物，写人也是身高八尺，怒目圆睁，或花容月貌、闭月羞花之类。吴敬梓仅这开篇回的景物描写，已堪称开历史先河。还有对王冕这个人物的描写，也如画功一般逼真生动，这也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历史性进步。而这前无古人的进步，又引出众多后之来者，因而堪称文学史上一块重大里程碑了。总括全篇这回，借名流“敷陈大义”，即今天所说的主题思想，不仅当时振聋发聩，至今也闪烁着不朽的光芒：作者借所描写的前朝人物之口，直指当朝“取士之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而作者著此书所处时代，正属史学界已有定评的“康乾盛世”，是乾隆皇帝执政的太平盛世之年，吴敬梓却独具慧眼指出“一代文人有厄”，这不正是让时人讥笑他痴狂癫怪的所在吗？那么他于太平盛世中指破的“厄”在哪里呢？看完他用十年心血写成的《儒林外史》全篇，便可理会，厄在用无用的八股时文取士，而文士们的心灵已被僵死的八股时文腐蚀坏了，不重视“文行出处”，一心只把朝廷规定的“取士时文”，即“八股文”，当博得皇帝说好而乞求官做的敲门砖。但是，对作者“一代文人有厄”的先见之思，同时代的一些得意文人竟认为，那一代文人哪里有厄，欣逢太平盛世，如果仍然说有厄的文人，一定厄在他自己无能。这等说法所指的能，只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谋官发财光宗耀祖方面有用而于国计民生无用的私能，而不是出以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公心，于人的心灵健康着想的公能。

　　其实，那个太平盛世，不过盛在风调雨顺，没有战乱，经济有所发展罢了。靠文字狱实行对人的思想禁锢，靠僵死的八股时文挑选庸才为官，对文化与人的精神都是巨大的戕害！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胡适先生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养成这种社会心理。……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所以伟大的鲁迅先生才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出以公心”的“伟大讽刺小说”，开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历史先河。鲁迅先生还深怀哀国人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的沉重心情发出呼唤：伟大也要有人懂！

　　唯其如此，我们有必要弄懂，出以公心的先知先觉者吴敬梓与他的《儒林外史》何以伟大。

　　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读书目的古中国，提倡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指读方方面面有见识有价值的书都高。那些于封建统治不利的，即便是天才之书，也难跻入高列。对这种难入高列的天才之书，不仅不以为高，且要禁，要焚，连著这种书的儒们也要坑。所以，不仅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和胡适等少数人，读懂了并极力赞美《儒林外史》的伟大，一些外国人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利·韦尔斯也大加赞美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但是，伟大的《儒林外史》和伟大的小说家吴敬梓，在国内却越来越少有人读，当然也越来越少有人懂，甚至少有人知了。一个没有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悲哀的，有了伟大作家却被人遗忘或不懂的民族，更可悲哀。这位崇尚自由平等、蔑视权贵，又出于公心、乐于助人的伟大作家，在写作《儒林外史》的后期，连粥饭都喝了上顿没下顿了。无米下锅，无炭暖足，却伏案茅屋，靠搓手顿足而笔耕不辍，用自己创作的几百个儒林人物传世，以伸张知识分子不应只为科考谋官而读书，呼唤所学知识应对社会和百姓有用的卓见。他本人，是有条件也有能力科考为官的，可他这个史上有名的科举世家有望进士为官的富家子弟，却于有为之年发出背叛的誓言，不考不宦，甘为“粒民”，一心写作批判腐朽没落科举制度，呼唤读书人觉醒的《儒林外史》了。而这部至今仍闪烁着人类进步思想光芒的不朽之作，在作者死后五十年才得以刊刻行世，好不令人心酸。而那些待此等不朽名著于不屑，却对当下风靡的速朽“名著”须臾不得离开的读者们，岂不更令人心酸？

　　唯伟大可以消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