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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本书对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具有穿透力。这本强力著作不仅属于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先锋之作，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消除人类不幸与苦难的深切关注和担当。所有致力于改善健康照顾系统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Joan M. Anderson, Current Anthropology

“此书堪称医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期盼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Richard Shwed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一本视野宽广、发人深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Roy Por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跨文化精神医学具有重要贡献。”

——Paul Chodoff, M.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书的田野研究写作精美，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断被其描述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那些重要时刻所吸引。作者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Jonathan Spence, Yale University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最好的研究。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中文版序言

前言

序言

第一章 神经衰弱

第二章 抑郁症

第三章 躯体化

第四章 临床研究：中国，1980

第五章 临床研究：中国，1983

第六章 案例

第七章 中国社会中的痛苦和疾病

尾声

附表

凯博文教授是世界一流的医疗人类学家，在文化精神病学、全球健康、社会医学等方面也享有重要地位。凯博文教授任教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人类学系，任该系Esther andSidney Rabb人类学讲座教授，并在2004年至2007年间担任该系系主任;1999年至2000年间担任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系主任;1993年至2002年间担任哈佛医学院 Maude andLillian Presley讲座教授。目前他是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Victor and William Fung荣誉主任。

凯博文教授著有六本专著，主持或合作主持过28个专栏及期刊，进行了200多项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探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和痊愈之道》、《对精神病学的再思考》、《文化和忧郁》（合著）、《社会苦难》（合著）。他的近作《道德的重量：不安年代中的希望与救赎》（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讲述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危险与不确定性，因而道德体验、宗教及伦理观对个人和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该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和台北发行。

凯博文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院士、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是精神卫生项目咨询委员会主任。曾获皇家人类学学院颁发的维康信托奖（Wellcome Prize），也被加拿大约克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他获美国人类学协会颁发的最高奖项 Franz Boas Award。他还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荣誉终身会员。凯博文教授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及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哈佛燕京学社咨询委员会委员，及哈佛新近创立的中国基金会指导委员会委员，院长咨询委员会社会科学组委员。他还是哈佛全球健康学院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任该委员会精神卫生部联合主席、文理学院常务委员会联合主席。

2006年，凯博文获美国医学人类学协会终身成就奖，2008年获该协会颁发的乔治福斯特奖（George Foster Award）。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为表彰其在医学人文领域的贡献，授予他道布尔戴奖（Doubleday Medal）。2007年获伦敦帝国理工大学颁发的医学人文奖。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美国国立卫生院Fogarty国际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2003年，他任国立卫生院新先锋奖（New Pioneer Awards）筛选委员会主席。 2007年任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NIH）咨询委员会委员。

凯博文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完成本科学业，获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他荣获50多个研究奖项，参加多项中国的研究项目，涉及抑郁症、歧视、自杀、城乡移民对健康影响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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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利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微观背景可能体现为糟糕的婚姻关系，妻子的自尊遭到文化规范维系的夫妇交流系统和关系不睦的系统性破坏，或者体现为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化的结构辩证法和特定个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体现在学校和其他异化社区中的冲突情景，个体自我饱受攻击。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在其他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

地方场景本身就是一个由家庭、社会网络、工作和社区组成的多重等级系统。

疾病和精神苦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体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关系网络造成额后果。

我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导致他们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这些过程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高于潜在的、破坏性的以及自我中心的内在精神体验的表达；强调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高于个性的情感表达；认知处理机制系统地使用苦痛的外在化而非内在化的术语；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这样做被看作是尴尬和可耻的；借助丰富的文化代码对心理社会问题使用躯体化的隐喻；希望避免情感疾病给家庭带来的强势污名。而且，在中国社会，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传统中医认为健康即情感平衡，而疾病与情感过度或者失制有关。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情感是通过身体动作、服饰、环境描写以及富有寓意的语言微妙而间接地描绘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后者被认为是迟钝而粗鄙的。我推想，这些以及其他的传统文化概念和规范决定了中国人采用一种身体性术语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苦痛。

从韦伯的观点来看，当代西方中产阶级的“情感”概念及其体验已经从文化上塑造为“深层的”心理体验，并被理性化为一些截然不同的“感情”，贴上了标签，例如抑郁、焦虑、愤怒，而它们之前被划分和体验为一些身体体验。作为身体体验，“感受”的表达和解释曾经更为微妙、间接、普遍、肤浅，而最重要的就是它是身体性的。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抑郁患者的那些特别的容易受影响的因素使他或者她更容易受到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导负面的健康后果。但是“文革”不能简单地看作另一个生活事件——比如结婚、离婚、失业——尽管“文革”的确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生活事件。“文革”从开始到结束至少延续了十年，包括了一系列生活事件（背井离乡、分离、损伤、威胁）。而且，文革让许多家庭和社会网络分崩离析，摧毁了社会支持系统。个体遭遇的各种威胁甚至耗尽了个人的应对资源，这些威胁包括对身体、自我、家庭、工作、朋友关系和政治信仰的威胁。而且，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应对技术在社区冲突的熔炉中也都系统性地崩溃了。退缩、拒绝、消极的辞职、请假、病休——和许多其他的应对过程一样都没有改变。因此，易受影响的个体被置于长期的严重张力之下，外在的帮助很少，而对内部资源的束缚又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个体没有崩溃简直令人吃惊。

对“迷失的一代”中的许多人来说，疾病问题似乎是唯一可以接受（挽回面子）的对于无可奈何的失败的一个借口；面对失败造成的个人痛苦，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病人的角色来应对这种痛苦也许比通过在社会和政治上离经叛道要安全得多。（这一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他们的工作习惯不好、缺乏道德信条、叛逆，有时会诉诸非法行为。）疾病借口对于那些处于绝望、走投无路的个体来说能帮助他们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

事实显示，目前华人文化圈中对神经衰弱的使用与早些时候西方对神经衰弱的使用如出一辙：那就是都把它当作一个幌子来遮蔽精神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问题，把后者转化为一种躯体疾病，否则就会产生令人尴尬的有关道德过错和社会污名的问题。

对躯体化的最好理解是建立在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医学人类学在病痛和疾病之间所作的区分之上的。（……）共享的文化信仰（关于身体、自我、特定症状及一般意义上的病痛）、我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以及个体方面的因素（性格、应对方式、以前的经历等等）与我们针对特定病痛的解释模式一齐指引着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如何与人交流我们的苦痛、如何诊断治疗、如何考虑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问题、如何与社会现实交涉、如何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解释病痛的含义。

书籍介绍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本书对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具有穿透力。这本强力著作不仅属于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先锋之作，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消除人类不幸与苦难的深切关注和担当。所有致力于改善健康照顾系统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Joan M. Anderson, Current Anthropology

“此书堪称医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期盼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Richard Shwed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一本视野宽广、发人深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Roy Por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跨文化精神医学具有重要贡献。”

——Paul Chodoff, M.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书的田野研究写作精美，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断被其描述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那些重要时刻所吸引。作者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Jonathan Spence, Yale University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最好的研究。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